这场争论,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

原标题:这场争论,谁对?

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与路线,基本上亦是斯大林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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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却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熟知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苏联)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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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争论正在发生

在我国,一提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往往就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一步引申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到时候西南有印度、越南,东部有日本,北部、西部有苏联,那还不是全部包围起来了,所以我国不会允许在后院出现大国。这一点越南没有清醒的认识,也心太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最终1979年,直接被打回了原型,非常悲剧。这就是国家自不量力的后果,轻则倒退几十年,重则灭亡,所以小国还是要安分啊。

让我们走进这场争论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当时不少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的崇拜阶梯。”[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三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明确指出,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必须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亚蒂言论》第2卷)由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未解决,后来,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说明在党内没有民主又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下,斯大林的不良品质很容易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说的“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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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反说父亲是在无理取闹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斯大林逝世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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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究竟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为此,一项秘密的计划开始,那就是首先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恢复法国时期的版图,接着拿下泰国、缅甸,一统中南半岛,到那个时候,整个领土面积将达到近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亿,绝对的世界大国了。很多人不理解,越南为何如此自信呢?为何有这么大的心?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

父亲怪儿子要独立要疏远自己

中国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在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这正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时期。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的“极左”。总体上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的帽子。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做人的基础,而这个放在国家层面更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那么后果是非常危险的,现代历史上很多国家,就是因为此而毁灭的。最典型如伊拉克,还有印度等,都是自己的野心太大,最终把国家毁了。而对于小国越南来说,更是如此,其当年的野心到底有多大?想一统中南半岛,做世界第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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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

原标题:当年越南的野心到底有多大?想一统中南半岛,做世界第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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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为此,上台后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在他执政期间,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倡导下,大搞合并集体农庄。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因此,一旦印度支那联盟建立,那么越南将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整体实力第一,还有苏联的帮助,所以拿下泰国或者缅甸都不是难事。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旦如此,那么我国南方必将产生一个巨大的国家。

这场争论

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他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而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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