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幕府时代的武士们竟靠自家菜园填饱肚子

原标题:【量化历史研究】蚊虫叮咬出的多民族大洲:疟疾对民族多样性的影响

原标题:幕府时代的武士们竟靠自家菜园填饱肚子?

原标题:踹“慰安妇”铜像的日本人说当时他腿麻了,你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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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群身着“坚韧”字样T恤、头戴白色面具、手持白色康乃馨的民众将“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围了个严严实实。然而这一张张象征“沉默”的白面具,却无法掩盖他们心中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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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武士占据着绝对重要的角色,自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后,日本进入“武者之世”,直至明治维新的几百年时间里,政权一直掌握在武士的手中。不过,虽然武士阶层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已影响到日本后世的方方面面,至今提到武士仍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对武士的研究更是深入细致,除了权利斗争等之外,连吃穿住行也包罗在内。在此,笔者想聊聊武士之中等级相对较高的旗本与下级武士的日常饮食。所谓旗本,简单来说是江户时代德川将军直属的家臣团中的一个武士等级,定居江户,主要在幕府工作,护城护将军。另外,旗本中领地石高特别高的称为“大身旗本”,他们的饮食生活与大名相接近,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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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民族分布地图

旗本的早餐:两菜一汤

(图源:CTnews)

民族由具有相似遗传特征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及族群认同。尽管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民族多样性在国家、地区和个人层面对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探讨民族多样性根源的文章却并不多见。非洲是研究民族多样性的极好素材。该大洲分布着500多个民族,民族成分相当复杂,跨界民族非常多,且民族问题影响十分深远——直至今日非洲的民族问题仍然尖锐,流血冲突不断,使得经济发展很难跟上。因此,了解民族多样性在非洲的起源对探究民族问题的长期社会政治经济影响是非常关键的。

据说任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御伽众(陪将军闲聊的一种闲职,钱多事少)的大名们每日带便当登上江户城,到饭点时就在城中名为萩之间的房间吃饭。某天,一名御伽众带的便当中有鲑鱼块,引得其他御伽众羡慕不已。先不去考究此事的真假,但此事反映了江户初期武士的饮食其实相当简朴,将军、大名尚且如此,一般武士的饮食生活更是单调朴素。而且,在这一时期,武士也好,平民也好,一直延续着战国时代的习惯,每日进食两餐,即早餐和晚餐。习惯了一日三餐的现代人可能会表示同情:古人经常饿得难受吧。其实不然,当时一个成人一日领取的粮食有5合(1合约等于0.18升),比现代人的饭量大,一餐吃下较多米饭的话,应该不会感到饥饿。根据记录,武士们的早餐在上午8时左右,晚饭在下午2时左右。早餐与现代人无异,晚餐则提前许多,很多现代人在这个点也只是吃了中餐而已。

不久,在人们的簇拥下,一座铜像从后面被抬到了事务所的门前。

Cervellati 等三位学者的工作论文“Bite and Divide:Ancestral Exposure to
Malaria and the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Ethnic Diversity in
Africa”正是从流行病学角度研究了非洲种族多样性的起源。他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由于严格控制聚居人数或限制迁移能够有效限制病原体的传播,疟疾疫情频繁的地区更容易产生倡导行为隔离的社会准则,许多规模小、在地理上隔离且封闭的民族应运而生。此外在疟疾肆虐的地方,同族婚姻率会更高。这是由于某些基因遗传病(如地中海贫血和镰刀型贫血)可以使人对疟疾的抵抗力增强,而同族通婚能有效地保证抗疟疾的免疫基因不被稀释,提高族群在疟疾下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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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分布的历史数据来自苏联民族志学者团队在1960年初编写的民族地图集及其电子版民族地理参考(GREG)数据库。本文的分析单位为1×1经纬度的网格。作者使用每网格内的平均民族占地面积作为民族多样性的代理变量——平均占地越少,说明该网格内的单个民族规模越小,民族总数越多。疟疾的数据来源于Kiszewski等人2004年创建的利用当地地理气候条件和蚊子的生物学特征建立的预测疟疾的指标,作者称其为“疟疾稳定性”指数。


引得御伽众羡慕不已的鲑鱼块。

(图源:自由时报)

图一左图展示了各网格的平均民族规模,右图则展示了疟疾稳定性在各网格的均值,从图中不难看出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了长期暴露于疟疾与否对当地民族的规模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回归中加入地理和气候变量,包括地形坡度和生产方式等变量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

从元禄时代(1688~1704)之后,随着作为照明用途的菜籽油的普及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普通武士的饮食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首先,两餐变为三餐;其次,菜品内容也丰富起来;最后,主食从糙米改为精制白米,吃上了以前看来非常珍贵的应季食物。说起白米,将军和大名等上层武士早在宽文年间(1661~1673)已开始食用,据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光喜吃白米饭,最后患上了脚气病。另外,元禄年间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越来越多的武士在外下馆子解决吃饭问题。专门的饭馆和外卖店最先出现在京都和大阪,这个风潮逐渐扩散到江户,之后,这些为武士和普通市民提供便利的餐馆越开越多,到了江户末期的文化文政年间(1804~1830),单是江户城就达到6000家左右。

而这座铜像,也正是从10日以来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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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平均民族规模(左)及疟疾稳定性(右)

■ 繁华热闹的江户街头。

(图源:台湾联合新闻网)

疟疾稳定性指标捕捉了各地在长时间内发生疟疾的可能性,是一个预测值。作者也使用了历史上实际发生的病原体的传播情况——1900年非洲人群的疟疾患病率作为疟疾的代理变量。为进一步找出疟疾是通过何种渠道对民族规模产生影响,作者使用血液样本中达菲抗原(前殖民时期应对疟疾病原体的一种免疫基因)出现频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两者关系如图二所示,1900年的疟疾疫情与疟疾免疫基因的传播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佐证了民族文化和基因选择在“疟疾——民族多样性”这一连接中的中介作用。

不过,随时为将军、大名战斗是武士的使命,这一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改变。将军和大名们担心过于富足的生活会使武士丧失应有的战斗力,于是经常下达节俭令,以振作武士之精神,不过有时是因为幕府或各藩财政紧逼才下达此令。宽文三年(1663)的节俭令规定:“旗本节日宴席规格以五菜两汤为宜。”宽文八年(1668)备前藩(今冈山县)的池田光政对家臣下达的节俭令更为严格,其中规定宴客时:“家老为三菜两汤,外加一下酒菜;千石以上三菜一汤外加一下酒菜;五百石以上为两菜一汤外加一下酒菜,此外,取消拼盘、后段(餐后甜点)”。其他藩也基本如此。请客时的菜单都如此简单,个人平时的饮食更加朴素,不过,视经济状况多少有些差异。

2018年8月14日,在第六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来临之际,台湾第一座“慰安妇”铜像在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一旁的空地上正式设立,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还亲自出席揭幕仪式,引发日本方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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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1900年疟疾疫情(左)和达菲抗原(右)

■ 旗本的一餐。

(图源:联合新闻网)

接着,作者使用与非洲同纬度的美洲(如图三)做了一个反事实检验。一方面,美洲的生物气候条件同样适宜疟疾的传播,因此自变量“疟疾稳定度”的地区分布也与非洲相似;另一方面,在欧洲殖民前美洲实际并没有疟疾的病原体。这使得殖民前的疟疾稳定度对美洲民族的形成应该没有影响。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排除掉了地理隔离(如地形)和生产方式可能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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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官方媒体仍旧只做出了“表示遗憾”的回应,但是一些日本民间右翼团体早已经蠢蠢欲动。终于在9月7日,“‘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等16个团体派代表来到台南,一行人携带翻译及录像设备,要求与台南市党部在1个月内针对“慰安妇”事件进行辩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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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旗本低一等级的御家人的住宅。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可算是豪宅了,看院子的空间,足以种植果蔬。

这些人中的代表藤井实彦来到了台南市,并且在“慰安妇”铜像旁递交了一份公开质问书,认为
“受害的‘慰安妇’人数约20到40万人”等资料与日方的调查结果不同。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台南市议员谢龙介收下了质问书并离开现场。

图三 Murdock地图集:非洲和美洲的民族分布

2000石以上的旗本一般住大房子,有大院子,有许多这一等级的旗本在自家院子开菜园,蔬菜瓜果什么的可以自给自足,其中有些还自行制作味噌。那么,旗本的一日三餐吃些什么呢?早餐有白米饭、味噌汤、主菜、副菜及腌菜,主菜为鱼类,有水煮鲣鱼或烤鰤鱼,副菜一般是豆腐或蒟蒻等;晚餐有时配有酒,三菜一汤,有新鲜的刺身等;在自家吃午饭的时候,多是咸鲑鱼或腌菜加茶泡饭。通常在自家吃饭时,家族成员每人有一个称为“膳”的单人餐桌,桌上放置各人的饭菜,虽然也是围坐在一起吃,不过,父子、夫妻之间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以示一家之主的权威。

然而在第二天,当地媒体曝出了藤井脚踹“慰安妇”铜像的照片!引起了当地官员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最后,作者探究了长期疟疾暴露的持续性影响——看因疟疾而生的行为隔离和民族认同感是否持续至今。使用DHS调查数据以及居住在外族的移民的信息,文章发现在疟疾频繁的地区,多民族群体往往是独立的,并且与外族几乎没有融合。图四以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为例,发现疟疾对于今天的同族婚姻率有持续影响。这进一步表明了历史疟疾之所以对今天仍有影响,是因为它加强了民族认同感以及同族婚姻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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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件进一步调查,人们发现远没有“踹一脚”就了事那么简单。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除了藤井本人外还有其他同伙在一旁拍摄录像,而藤井为了配合摄像机故意将脚悬在了铜像旁,方便同伙选取“最佳”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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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来看,即使是大身旗本也并非餐餐大鱼大肉,不过质与量怎么也强过下级武士,而且从菜谱来看,都是些吃了不容易发胖、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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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同族婚姻率(左)和疟疾稳定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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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观察者网)

本文通过数量方法证实了由流行病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确认了疟疾在社会准则及文化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准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限制了非洲民族间的民间交往和商贸往来,甚至可能是造成当今民族冲突的罪魁祸首。


古代日本与现代不同,就餐时每人一膳。虽然全家没有围坐在一张餐桌上,但也是在一起吃饭。通常妻子吃饭的位置需要与丈夫稍微拉开距离。

所谓“‘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居心险恶,假借上门质问,实则堂而皇之跑到台南脚踹“慰安妇”铜像!而“辩论”也根本用不上什么录像设备,这些录像机实则成为了他们侮辱“慰安妇”铜像的工具!

文献来源: Matteo Cervellati, Giorgio Chiovelli, Elena Esposito. Bite and
Divide: Ancestral Exposure to Malaria and the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Ethnic Diversity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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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日本人称为“膳”的单人餐桌。餐具的摆放也有一定的规定。

(图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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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食的下级武士

得知真相后的台南官员与民众于10日愤而来到台北,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前台北县长周锡玮闻讯也来到了现场,气得对着警方骂道:“日本人是混蛋!这样的日本人到台湾来,你们警察还要保护他们。不是我周锡玮骂人,是台湾人在骂人!”

在元禄年间,虽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着武士,但他们可以自由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至于做什么视自身才能而定。有人热衷于兴趣,有人勤于职守,总之,石高100石上下的下级武士在这方面的倾向尤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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