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一战后的德国与今天的日本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综述

来源:《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求是》2014年第1期

2014年4月19日至20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年会暨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承办。此次会议由来自近40家部委、科研高校单位、出版媒体机构和工商界公司的120多位代表与会。部委代表分别来自外交部、教育部、浙江省社科联;科研高校单位代表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山西师范大学等;出版媒体机构代表分别来自人民日报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机构;工商界公司代表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等处。
本次研讨会围绕“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的主题,着重研讨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进程及特点,并判断未来十年非洲发展大趋势及对世界的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非洲与世界格局”、“非洲与西方的关系”、“中非投资与经贸关系”、“非洲发展问题”、“非洲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中国与非洲的关系”等专题,在主会场和六个分会场上进行了研讨。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多篇,集结成册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
李安山在开幕辞中肯定了浙师大非洲研究成绩、回顾了学会工作、评析了国内学术动态并发表了自己对会议主题的理解。李安山认为,浙师大为同行提供了非洲研究的经验,包括浙师大在内的非洲研究取得的成绩同相关部委支持和中国崛起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作为中国非洲研究的重要集合体,将全力支持各研究机构和相关院校的研究活动,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国内非洲研究水平虽不断提升但同国际领先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希望学会同仁以人文关怀和国家需要为宗旨,以学术研究为指导,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中非关系研究与非洲研究并重、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重,使中国的非洲研究取得更好的成绩。在他看来,研究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无法回避比较研究中西方对非关系。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做了“当前非洲形势与中非关系”的主旨报告。他指出,非洲史是非洲研究的基础,作为承担对非外交工作的政府部门,外交部非洲司很重视非洲历史研究。目前国家高度重视非洲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希望学术界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关注国家所需,用学术研究成果提升国家发展软实力和对非合作的水平。卢沙野还从中国对非合作战略、非洲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地位、非洲主动作为的可能战略、中国制定对非战略等中非战略发展角度,阐述了当前的中非关系,并认为,当前中国制定对非战略一要与非洲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二要制定政治、经贸、安全、文化均衡发展的对非策略,三要政府、企业和个人齐心协作;四要制定面向非洲的官方、民间全面合作的政策,五要加强顶层设计、中层规划、底层操作的协调完成,希望各方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而努力。
近现代非洲发展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的位置
中央民族大学顾章义教授分析了非洲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新非洲的诞生标志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开启了东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时代,增强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促进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剖析了国际社会三次“非洲热”:第一次是19世纪下半叶,动因是基于垄断需要的领土控制;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动因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控制;第三次是21世纪初,动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定位。非洲从单向被动角色向平等互利方向转变,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介入有助于此种转变。
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
从国际关系角度,中国人民大学刘青建教授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层次上解析中非关系得以全面发展的原因,从而说明深化中非合作的必然性。她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的原因,中非关系进一步提升仍旧面临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西亚非所)张永蓬研究员认为中非合作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如下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政治地位的提升、推动大国在非竞争、客观增加非洲的曝光率。反过来,加强对非合作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从经贸合作角度,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黄剑辉研究员提出经济制度欠缺引发非洲的欠发达,促进政治稳定、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教育的投入是非洲发展的关键。上海师范大学张忠祥教授联系历史和现实分析中非基础设施合作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他着重强调了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以往的资源换基础设施模式遭质疑、中国企业自身问题对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形成的挑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非洲一体化的重点、非洲经济自身发展动力强劲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视成为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有利条件。
浙师大舒运国教授分三个方面介绍国外非洲史研究动态,即新材料、新理论和跨学科研究对重大历史事件研究、经济史研究和宏观非洲史研究的促进作用。
非洲与世界格局
内蒙古民族大学王泰教授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埃及民族主义的影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埃及民族主义是改良的、精英型的,一战后转变为革命的、大众型的。天津外国语大学骆元媛讲师从斯瓦希里语外来词解析班图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撞。湖南师范大学颜琳讲师通过研究国际法庭在乌干达北部的作为,认为国际法庭对非洲事务干预的效果不佳,需要唤起当地力量解决当地事务。山西运城学院的严磊副教授评析了自195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应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自身经济独立的各种政策选择与成效。云南大学夏艳讲师探讨了非洲文学体现的非洲人自我觉醒进程。
非洲与西方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刘伟才副教授强调外来因素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发展三大阶段的重要影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杭聪助理研究员认为战后欧美在非洲进行了大量新殖民主义活动,通过中非合作非洲获得了更多的国际网络,为缓和非洲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提供了新机遇。许昌学院崔斌教授从高层关系、贸易和军事合作的角度解析美国同东非共同体国家的关系。社科院西亚非所李文刚副研究员评价了美国和平队在非洲宣示软实力的作法,并阐发了它对中国的启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从来源、职业、定居地等方面说明当代非洲人在中国的情况。暨南大学在读博士郑建成通过分析非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得出未来一体化会曲折发展的结论。浙师大在读研究生钱磊介绍了近年来埃及外交政策的变化。
中非投资与经贸关系
社科院西亚非所安春英研究员强调要处理好投资贸易增长速度和方式之间的关系,短期静态效应和长期动态效应之间的关系,即时经济效应与当地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加强人才培训合作是妥善处理上述关系的方式之一,中国赴非企业将自身发展与当地长远需求相结合是另一个可行的方式。社科院西亚非所李智彪研究员分析了中非在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三个能源类别下合作面临的问题,指出非洲国家工业化未来的发展会影响非洲原油输出,中国有过度依赖非洲原油的隐患。此外,中非能源合作忽视了天然气领域,且中国在非洲开展的水电项目受当地政治环境影响颇大。中国有必要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重新思考中非能源合作战略。社科院西亚非所姚桂梅研究员认为当前中非双方政治共性相对减少,战略取向差异增多,经济摩擦渐起,外部对中非投资合作的干扰与竞争加剧,非洲国家对与中国投资合作心态趋于复杂、非洲政治安全风险趋升、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形象不佳等新动向都显示出中国对非投资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可持续性正遭遇严峻挑战,亟待有关各方加以应对。湘潭大学朱伟东教授介绍了南非《投资促进与保护法案》;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李泽华教授讲述了中非国土资源人才培养与合作问题;浙师大刘青海助理研究员、张玉婷讲师和王霞讲师分别评析了中资企业在非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巴黎宣言》框架下的教育援助有效性、以及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贸易效应对中非合作的启示。
非洲发展问题
浙师大许序雅教授将坦桑尼亚医疗体制发展分为展开、调整和回归三个阶段,并阐述了它的成效与缺陷。湖南师范大学陈晓红教授解析了非政府组织在津巴布韦民主化进程中不同时期的作用,认为它对政局稳定的影响日益显著。浙师大姜恒昆副研究员就近来南苏丹动荡局面,认为直接起因源于权力争夺、背后影藏着经济、军事和民族认同等深层次矛盾。同济大学沈洪波副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入手比较了欧美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社科院西亚非所杨宝荣副研究员从非洲矿业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切入说明非洲国家自主发展道路的曲折性。浙师大徐薇助理研究员以博茨瓦纳族群关系的历史社会背景为出发点,梳理了族群冲突与博茨瓦纳的社会变迁。浙江师范大学张燕军助理研究员以南非技术女孩计划为例,分析了非洲教育事业的困顿。
非洲与新兴经济体关系
郑州大学许永璋教授从地理特点、物产状况、居民习俗、宗教习惯和读音等五个方面,考证唐代杜环《经行记》记载的摩邻国为今摩洛哥。刘云教授阐述了以色列立国以来同非洲的关系,提炼出五个特点即变化起伏不大、受中东局势影响较大、关系发展具有矛盾性和双重性、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私企对双方关系促进作用明显等。中央民族大学施琳教授回顾了60年来中国学界对非洲民族研究的情况,从方法论层面介绍了自己在津巴布韦进行田野调查的经验。上海师范大学在读博士黄玉沛叙述了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早期历史演变及地位。浙师大李育球助理研究员从传统文化角度切入介绍曼德拉的人学思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祝鸣助理研究员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分析了1994年来南非作为非洲领头羊的合理性。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在文化交流方面,浙江师范大学蒋俊副研究员论述了中非文化产业合作促进双方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传媒大学龙小农副教授认为,中国对非公共外交指导理念和外交政策诉求分为四点,即“兄弟论”、“合作论”、“责任论”和“软实力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潘良指出,欧盟已逐步将欧非文化交流与合作纳入欧盟对非政策的顶层设计之中,从合作机制建设到对非文化援助力度都有提升。在传统国际关系方面,华南师范大学龙向阳副教授从宏观历史角度分时段比较了台湾对非关系的变化,并将之同大陆对非关系变化作了对比。复旦大学刘丽荣副教授从欧洲对外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欧非三边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在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更为迅猛的情况下,为何欧洲更关注中非关系的发展。对外经贸大学黄慧讲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同阿尔及利亚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刘鸿武在会议总结中着重强调了非洲文明同世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既要承认外部影响对非洲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又不能抹杀非洲文明的主体性,更要看到非洲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李安山在指出中国非洲史学界同国际的差距之后,也指出近年来国内研究呈欣欣向荣之势,表现为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国内外合作攻关不断增多。他希望学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国非洲研究更上一层楼。
(本文参考了人民网和浙江师范大学相关报道,这里一并致谢。)

内容提要:17世纪以来,为了主导高额利润的东亚贸易,荷兰人与英国人与先期掌握东亚贸易先机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及东亚本土的中国、日本、东南亚海商展开激烈争夺,揭开了东亚海权争夺的序幕。到17世纪后期,荷兰凭借其雄厚的海上武力,在东亚海权争夺中最后胜出。东亚海权和主要贸易利润落入欧洲人之手,决定性地改写了东亚历史发展的趋势,导致此后200多年东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

安倍晋三再任日本首相一年以来,日本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离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则愈来愈近。今天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有很多惊人相似之处。希特勒当年在经济危机中上台,利用国内复仇主义情绪疯狂扩军备战,一步步突破《凡尔赛和约》束缚,最后走向侵略战争。安倍的亲信、副首相麻生太郎曾公然宣称要向纳粹德国学习,在“不知不觉”中修改日本现行宪法,逐步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所谓“正常国家”。把今天的日本与一战后的德国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安倍执政下的日本未来走向的危险性。
一、当时的德国与今天的日本都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加快了德国法西斯夺取政权的步伐。当时德国对外国资本依赖较大,在国际市场上比较脆弱,所以在危机中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工业生产下降了40.6%,出口减少69%,进口减少70.8%,国民收入大幅下降,失业人口高达800万。经济危机引发政局动荡,民众对当时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十分不满。希特勒和纳粹党充分利用这一形势蛊惑人心,许下种种诺言,提出要对内尽一切办法改善经济状况,对外用一切手段夺取“生存空间”。1929年,纳粹党员有17万多人,到1932年迅速增加到100万。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胜,成为第一大党。1933年1月,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总理。1934年,兴登堡总统病死,希特勒修改宪法,自任“国家元首和总理”,正式确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
日本的情况也很类似。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期,被称为“失去的20年”。从1991年到2011年,日本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9%,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造成很大的冲击。201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被中国超越。2011年“3•11”大地震以及之后的大海啸、核泄漏事故等,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当年增长率仅为0.3%,2012年也只有1.2%。除此之外,日本的主权债务负担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2012年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10.1%,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20%。日本还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011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到23%,总人口从2007年就开始下降。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总人口的减少,使劳动力供给难以为继,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压力加大,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长远发展。
20多年的经济低迷和一系列灾害的发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民心民气,这些年日本自杀率居高不下,一些人丧失了生活信心。安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振兴日本经济为口号上台执政的。他推行了一整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增加政府开支。从短期看,这些政策产生了提振经济之效,也巩固了安倍的执政地位。2013年7月,日本举行参议院选举。安倍极力向选民灌输这样的信息:如果执政党无法控制国会,将严重影响政府振兴经济计划的实施。选举的结果是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得票过半,加上此前两党已控制众议院,安倍获得了继续执政数年的政治基础,也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进其政治军事冒险政策。
二、当时的德国与今天的日本国内都弥漫着严重的右倾和极端思潮
一战失败给德国以沉重打击。德国失去了1/8国土和1/10人口,战后又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并不承认自己是战争失败者(国家未被占领,社会结构未被破坏,军队也是完整地从他国撤回的),不甘心受到凡尔赛体系的制裁,德国社会上下充满对战胜国的不满情绪和仇恨心理。很多德国人相信他们的苦难是《凡尔赛和约》、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造成的。纳粹党充分利用了这种思潮,大肆鼓吹“种族优越论”、“生存空间论”,从而夺取并巩固政权。
再看日本,由于战后对侵略战争从未进行彻底清算,右翼势力得以保存并隐藏下来。例如,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作为战犯被美国关押过一段时间,出狱不久就重返政坛,50年代甚至成为首相。此外,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是非、善恶观念都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战争只有胜利或者失败,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在这种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屡屡发生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特别是近些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对现实不满的人愈来愈多,右翼、右倾思潮借势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从政治上看,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本身就属中间偏右阵营。加之近年来对自民党起牵制作用的政治力量逐渐减弱,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政坛右转的趋势。不仅政坛,日本媒体和民间也都普遍受到右翼、右倾思潮的影响。
安倍就是在日本社会“集体”右转的大背景下当选首相的,因此上台后也极力迎合、利用右翼、右倾思潮,刻意制造紧张事态和战争阴云,作为赢得国民支持的手段。在竞选首相时,他公然表示,为2006—2007年任首相时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而“悔恨不已”。他还多次发表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讲话,在日本政府举办的纪念“主权恢复”典礼上,安倍带头对天皇和皇后三呼“万岁”。安倍的内阁成员也多具有右翼、右倾的政治倾向。如外相岸田文雄就主张,应允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拥有集体自卫权,文部相下村博文声称二战期间不存在“强制慰安妇”,行政改革担当大臣稻田朋美曾出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侵略历史。
三、当时的德国与今天的日本都力图挑战和否定战后国际秩序
一战后,欧洲建立起以《凡尔赛和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史称凡尔赛体系。战后德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突破凡尔赛体系束缚,获取所谓“生存空间”。希特勒统治德国后,正式走上扩军备战的道路。1933年,德国先后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重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德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未受到英法任何实质性制裁。一次次政治和军事冒险的成功使希特勒威望大增,也助长了其侵略野心。纳粹德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
二战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进行了民主化改造,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亚太地区形成了以《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基本框架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但日本右翼、右倾势力认为,这一国际秩序是以压制日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只有否定、打破它,日本才能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
安倍上台以来,力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对内,主要体现为意图修改和平宪法。安倍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说,日本应该修改宪法第九条,为自卫队改名并赋予其集体自卫权;并称这是“我国的宪法”,中韩两国的态度对修宪“没有影响”。安倍还采取措施加强内阁的权力,设置“国安会”,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使安倍和首相官邸有了极大的权限,也使日本政府的最终决策更易于倾向军事手段。
对外,安倍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他声称“不存在要解决的领土问题”、“不能容忍日本领土受到任何挑战”,扬言将“站在捍卫日本领土的最前面”。安倍刻意淡化《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重要性,主张以美国等国对日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安倍还叫嚷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大幅增加军费,扩军备战。2013年12月17日,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被称作“安倍军事学”的三支利箭,其矛头直指中国,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四、当时的德国与今天的日本扩军备战都受到某些大国的纵容
纳粹德国之所以能一步步突破国际秩序束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的结果。当时,英国张伯伦政府考虑让东欧满足德国的部分领土要求,划东欧为德国势力范围,鼓励德国东进。1938年,英法与德意签署《慕尼黑协定》,决定把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划给德国。西方大国想以此“祸水东引”,幻想德国进攻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好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安倍上台后,在外交上打意识形态牌,抛出所谓“战略外交”、“价值观外交”和“积极主动外交”三原则,表示将大力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积极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安倍还频繁展开针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构筑“对华包围圈”。安倍政府还通过经济上减免债务、增加援助和投资等手段,竭力拉拢一些国家为其所用。
当年西方大国“绥靖主义”造成的恶果是否会在今天重演?国际社会一定要十分警惕。其实,在日本扩军备战、构筑“对华包围圈”、否定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动背后,我们也能看到某些大国的纵容乃至暗中支持,也能看到这种支持背后的“祸水东引”图谋。英法推行绥靖政策时,未能料到德国会把侵略矛头对准自己,今天,某些大国自以为牢牢掌控着日本,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姑息养奸,最终也可能养虎为患。
一位美国作家说过,“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不曾过去”。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日本一些政客预言的所谓“安保年”,安倍政府可能会有更多的政治军事冒险行动。国际社会千万不要以为历史不会重演,以为日本国内民意反对战争,日本政客就会畏惧民意,不敢肆意妄为。殊不知,民意是可以被政客操纵的。纳粹上台前的魏玛德国也是一个有宪法保障的民主国家,也存在反对战争的进步力量,但希特勒仍然在选举中获胜夺取政权并发动了侵略战争。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国际社会就一定要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毫不妥协地与其一系列政治军事冒险行动作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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