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及特征,透视南非白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

刘 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姚惠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程爱勤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首发]


要:
20世纪初严重的白人失业问题不仅导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而且激化了白人社会的阶级矛盾。赫尔佐格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化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以牺牲非洲人利益为前提,解决了白人的失业问题,确立了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南非经济由此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性。与此同时,白人政府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保证各个产业部门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非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持续发展。
20世纪初,南非劳动力市场出现大量因缺乏技能而陷入失业的白人,这些白人在南非历史上被称为“穷白人”(Poor
Whites)。1916年南非的穷白人有10.65万,占白人总人口的8%,到1932年这一人数上升到30万,占白人人口的17.5%。[1]
南非荷兰改革教会专门对穷白人问题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如果失去政府帮助,这些穷白人难以在城市立足。严峻的白人失业问题引发了白人社会激烈的阶级冲突与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危机,迫使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本文要考察的问题是:白人政府的干预是否解决了白人失业问题?干预措施对南非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关于南非白人政府为解决白人失业问题对劳动力市场干预及其作用的专门研究。
一、白人失业的出现
失业是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下面,我们从劳动力市场中白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探寻20世纪初南非白人陷入失业的原因。
20世纪初南非城市的白人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阿非利卡人(Afrikaner)。这些农村剩余阿非利卡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罗马—荷兰式的土地分配方式导致部分阿非利卡人在农村无法维持生计。南非阿非利卡人普遍实行罗马—荷兰式的继承原则,每个儿子都有权继承相同份额的土地,随着阿非利卡人不断向北迁徙,这一继承原则被带入内陆。19世纪末南非停止了边界开拓,在阿非利卡农场主拥有的土地总量保持相对不变,家庭人口却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罗马—荷兰式继承体制导致农场被迅速瓜分变小,经过几代人的土地再分配之后,阿非利卡人人均土地占有面积越来越少,有的农场占地面积仅及祖辈地产的1%,这些在农村无法维持生计的阿非利卡人只能被迫进城谋生,在三代至四代内一个德兰士瓦白人农场可能会产生上百个穷白人。[2]
其二,社会阶层分化导致小农场主纷纷破产。19世纪70年代矿业发展使南非走上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随着欧洲国家移民大量涌入,南非出现了一个对农产品需求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一部分阿非利卡农场主开始扩大商品性农产品生产,还有部分阿非利卡农场主纷纷转向土地投机。后来成为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的克鲁格在1885—1886年先后买进14个农场,他曾以4700英镑购买一个面积为4000摩尔根的农场,最后以107700英镑高价出售从中获取暴利。[3]
同时在德兰士瓦共和国,大片土地通过薪饷、基金等形式迅速集中到以官僚为核心的大农场主和地产投资公司手中。于是,阿非利卡农场主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一批小农场主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其三,1899年至1902年南非战争加剧了农村的贫困。为截断阿非利卡人民团的生活来源,英国军队大面积破坏阿非利卡人农场,进一步恶化了阿非利卡人的生存状况。于是大批在农村无以为生的阿非利卡人被迫进入城市谋生,城市中白人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南非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工人的需求按技术水平可分为非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由于普遍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20世纪初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阿非利卡人无法进入技术工种岗位,1910年南非劳动力市场上70%的白人技术工人来自英国,[4]
英裔工人垄断了南非的技术工种,1934年的一次调查中提到仅有18.6%的阿非利卡人成为技术工人。缺乏技能的白人只能到半技术和非技术岗位谋职。然而,由于非洲人工资与白人工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非洲人成为白人获得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作岗位的强大竞争对手。1911年南非金矿中白人与非洲人的工资比例为11.7∶1,到1921年这一比例扩大为15∶1。[5]
即使白人与非洲人同时被雇用为非技术工人,白人工资也要高于非洲人的工资。1900年至1940年间,从事非技术工种的非洲人每天领取的工资是2先令,而白人工人每天领取的工资不能少于3先令6便士。[6]
对于矿业公司而言,雇用非洲人从事半技术工种显然更为有利可图。一位矿业工程师指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土著人在各种岗位上变得更有技能。土著人在工作的同时可以得到足够训练,雇主自然愿意让廉价的土著人取代高工资的白人工人。[7]
1916年矿业中非洲人的雇佣比例与白人工人相比上升17%。[8]
南非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需求呈逐渐下降之势,1917年的一份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相对于土著人和有色人,白人在非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就业中处于劣势,矿业中出现一种趋势,就是把白人劳动力的雇用减少到最低。”
[9]
一些矿业主开始从原来由白人工人从事的技术工种中分离出半技术工种,雇用工资低廉的非洲人从事这些工种。1911年约有2000名白人矿工被非洲人取代。[10]
制造业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1918年制造业中白人与非洲人的工资比例为5.3∶1,[11]
这些部门中雇用了4.3万白人,仅占总劳动力人数的1/3。[12]
实际上,南非的这些产业部门之所以雇用大量廉价非洲人,其原因在于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生产,即遵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本最小化原则。
20世纪初期南非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农村剩余的阿非利卡人持续涌入城市造成白人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白人劳动力的高成本导致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不断缩小,城市随之出现大量白人失业人口——“穷白人”。1918年穷白人占整个阿非利卡人总人口的1/4,而阿非利卡人又占白人劳动力的75%。[13]
二、白人政府干预白人失业问题的原因
失业问题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主要问题之一。失业不仅带来生产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可能造成社会的紊乱和紧张,这点在南非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初严峻的穷白人失业问题导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出现瓦解危机。穷白人在南非白人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这与南非白人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密切相关。南非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10年21.4%,1922年21.7%,1933年20.9%,同期非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10年67.3%,1922年68%,1933年68.7%。[14]
因此,要想保持白人种族在南非整体的政治经济控制地位,白人社会就不能允许其部分成员的生活水平下降到非洲人之下,否则,白人的经济和文化优势乃至白人种族最终有可能在南非消亡。[15]
事实上,20世纪初随着穷白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越来越接近非洲人,有些穷白人与城市平民窟的非洲人发生了密切接触,一些穷白人甚至私下与非洲人从事非法的酒类销售业务,如果听任这一局面继续下去,穷白人与非洲人有可能出现种族之间的融合,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有可能被瓦解,这恰恰是白人社会最担心出现的局面。
与此同时,穷白人失业问题对整个白人工人阶级构成巨大的失业威胁,引发白人资本家与白人工人之间的剧烈阶级冲突。1919年至1920年间南非经济陷入萧条,1921年兰德金矿利润迅速下降,白人矿工的工资平均比非洲人高出12倍。[16]
代表矿业主利益的矿业公会随之提出要求:1.取消原定的招募非洲工人北边极限不得超过22度的规定;2.废除工会关于凡带有技术性的工种均由白人工人承担的“种族界限”的协定。白人工会在与矿主谈判中也提出两项要求:1.反对降低白人工资;2.要求由白人工人垄断所有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实行严格的“工种保留制度”。白人工会提到的工种保留制度在南非由来已久。早在1904年,德兰士瓦第四号法令(Transvaal
Ordinance No.4 of
1904)就规定矿业实行工种保留制度,非白人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工种。1911年的《矿业和工厂法》(Mines
and Works
Act)是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出台的第一个工种保留法,该法明确禁止非洲人在矿业中从事技术工种,矿业的技术工种只能保留给白人工人。根据该法案,在德兰士瓦或奥兰治自由邦,从事技术工种必须首先持有资格证书(certificates
of
competency),该证书不得给予非白人,同时规定在纳塔尔和开普北部地区有色人的资格证书作废。该法同时规定,矿业中白人和非洲人的雇用比率为1∶10.5。1918年在白人工会的压力下南非通过《现状协议》(the
State quo
Agreement),规定矿业中白人矿工与非洲人矿工的固定比例为1∶7.4。但是到1921年底,南非矿业部宣布废除《现状协议》,允许矿业主解雇多余的非技术白人工人和半技术白人工人。1921年矿业主又自行决定把白人工资下调25%到50%,[17]
并把非洲人对白人工人的雇用比例从8∶1增加到10.5∶1,[18]
1919年至1921年间白人失业率翻倍增长。[19]
于是,1922年1月8日南非历史上著名的兰德大罢工爆发,1.8万白人工人在白人工会领导下宣布罢工,整个金矿生产停顿下来。白人工人迅速组织“纠察线”阻挠矿业主以非洲人替代白人,并组成“民团”以武力将非洲人“替代工”赶走。史末资政府(1919—1924年)动用20000名士兵镇压了这次罢工,至少杀害76名白人工人,18名参加罢工的白人工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人被绞死。[20]1922年兰德罢工者中有许多刚被雇用的“穷白人”。
面对穷白人问题引发的种族秩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时在野的国民党抨击英帝国主义和英裔矿业大亨压迫阿非利卡人和白人工人,指责史末资及其领导的南非党(South
African
Party)成为外国资本家手中的工具。国民党承诺,如在大选中获胜,国民党将通过干预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白人失业问题,阻止种族融合局面的出现。1924年南非举行大选,代表阿非利卡农场主、小资产阶级和穷白人以及非技术工人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城市英裔白人工人的劳动党结成联盟最终赢得大选,两党分别获得63席和18席,史末资的南非党只获得53席,6月30日赫尔佐格政府组阁开始了连续15年(1924—1939年)的执政。
三、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
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上台以后,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通过强化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扩大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
在现有工作岗位既定的情况下,白人政府要扩大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只能通过缩减雇用非洲人工人来确保白人垄断技术和半技术岗位。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1924—1933年)刚上台就颁布《文明劳工通令》,责成国家机关并“建议”一切私营企业公司以白人代替非洲人来从事所有相关技术工种岗位。1924年南非政府颁布的《工业调停法》规定,“文明劳工”只能由文明人担任,授权劳工部长可以为某一种族成员在任何工业部门中保留任何类型的工作。依照此法,非洲人被逐出了技术工种岗位,政府还建议私营企业把非洲人从技术岗位上调走,由白人取而代之。针对当时白人工人在半技术工种岗位上被非洲人取代这一现象,1926年南非通过了《矿业和工厂法修正案》(Mines
and Works Amendment
Act),禁止将火车司机、矿业技师的从业许可证发给非洲人,禁止非洲人从事需特别训练的工种,限制以非洲人代替白人技术工人或白人半技术工人。1925年的《进口关税和消费关税修正法》再次明确要求制造业的发展要与“令人满意的劳动力条件,即雇用一定比例的文明劳工”相一致。政府对没有优先雇用白人工人的一些企业实行惩罚措施,不仅取消了这些企业的原材料进口关税折扣,而且撤销了这些企业与政府部门及铁路所签订的定单。与此同时,赫尔佐格政府又通过优惠关税和获取政府合同来奖励实行工种保留制度的制造业公司。
然而,20世纪初南非既有的技术和半技术工种能为白人提供的就业岗位毕竟非常有限,远远无法解决当时严峻的穷白人失业问题,白人政府要解决白人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扩大劳动力市场总需求,并把工种保留制度扩大到新的就业岗位中。20世纪初矿业在南非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劳动密集型的南非矿业能为白人提供的技术工种和非技术工种岗位数量极其有限,大量从事非技术工种的廉价非洲人流动劳工是矿业资本积累的基础,以较高工资的白人取代廉价非洲人无疑会增加矿业的生产成本,高成本不仅会损害矿业的利润而且还会影响白人政府的财政收入。1910年南非矿业上缴税收已达140万英镑,占政府总税收的20%以上。[21]
对于赫尔佐格政府而言,更为可行的选择是,首先保证矿业获得高利润,然后利用从矿业获取的高税收推动其他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南非制造业是一个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部门,1916/7年到1948/9年间南非制造业中人均资本增长15%,[22]
于是,发展包括更多的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的制造业成为白人政府解决白人就业的重要途径。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上台以后,通过进口替代政策促进南非制造业发展,为穷白人开辟新的就业渠道。1925年《关税法》的颁布结束了南非长期实行的对外贸易自由政策,开始实行保护性关税,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品和一些加工产品的进口关税,一些原先免税的进口商品也需缴纳关税,使得这些进口商品的价格不能低于南非同类产品的零售价,迫使这些商品的进口无利可赚,只能改在当地生产,促进了南非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初期南非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私人投资不足,当时作为南非主导产业的矿业资本主要来自国外,其利润也主要以股息的方式流回欧洲,极少投资发展南非国内制造业。从1923年起,南非白人政府先后直接投资,在电力、冶金、化工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部门组建国营大公司。1923年南非第一家国营公司——供电委员会成立。1927年南非议会通过议案决定建立国营钢铁公司,政府控制钢铁公司99%的股票。1928年由政府投资700万兰特在比勒陀利亚兴建“南非钢铁公司”。另外,南非的一些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一开始由私人资本联合经营,后来逐渐由政府部门接管经营。
四、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后果 白人失业问题的解决
1924年以来赫尔佐格政府通过强化工种保留制度,以白人取代非洲人,对技术工种、半技术工种和非技术工种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现有工作岗位中为白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了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保证白人在经济危机时期优先就业。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2/l933财政年度与1929/1930财政年度相比,南非国内总产值下降14%,就业人数减少6%,其中非洲人的就业人数下降12%,而同期白人的就业人数反而增加了4%,[23]
占工业总劳动力的45%。[24]
经济危机期间,非洲人在制造业中的雇佣比例从44%下降到40%,白人的雇佣比例从38%增加到42%。在受关税保护的制造业中,白人的雇佣比例更是高达57%。[25]
白人和非洲人在南非铁路和港口中的雇用人数(1926—1938年)


要: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领土的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巴解组织就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当代中东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及民族构建;2.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如传统政治精英、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及其冲突与斗争;3.各个历史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变;4.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1]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巴解组织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及其转型,以及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2]
但相对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体特点的研究不多。在以上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并从整体上探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前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19世纪后期—1920年)
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从19世纪后期开始萌芽于奥斯曼帝国,它属于泛民族主义,强调西亚的阿拉伯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北非的阿拉伯人基本上处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因而更多地关注各自殖民地的独立),最初要求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后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土耳其化政策的压迫下,阿拉伯人开始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实施。[3]
当时的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贝鲁特省,所以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地方贵族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支持大叙利亚的统一。[4]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在欧洲形成。它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并于1917年获得英国的正式支持。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在追求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相当关注巴勒斯坦当地的形势。1918年,英军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占领巴勒斯坦全境,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英国的统治使巴勒斯坦成为事实上的独立行政区域和政治实体。1920年费萨尔领导的叙利亚政权垮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统一计划的失败,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因此开始脱离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母体而形成。
2.由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和衰落时期(1920—1947年)
1922年,英国把约旦河东岸地区划出,成立其控制的外约旦酋长国。这意味着巴勒斯坦的地域被局限于滨临地中海的约旦河以西地区,而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更加发达。传统精英是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属于崛起于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之后的城市贵族,依靠其宗教或部落领袖地位、土地、财富及与奥斯曼政府的良好关系成为当地总督与民众的中介人,他们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成为巴勒斯坦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中耶路撒冷的精英家族实力最强大。[5]
英国统治当局的扶植和利用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家族的作用。在传统精英的领导下,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陆续建立起来。它们多以家族和部落为基础,内部充满矛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侯赛尼与纳沙希比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在整体上削弱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6]
在英国“扶犹抑阿”政策支持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共同体,初具民族国家的雏形。阿犹发展极不平衡的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不断发生阿犹相互屠杀的事件。1936年至1939年,阿拉伯人掀起了席卷整个巴勒斯坦的反抗斗争,并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斗争中,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建立了早期的阿拉伯社团领导机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这是巴勒斯坦国家机构的起源。由于内部的分裂及英国和犹太人的联合镇压,斗争最终失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解体,民族主义力量被摧毁,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状态。[7]
传统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走向衰落。
3.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期(1947—1965年)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明显偏袒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此后巴勒斯坦陷入非正规武装冲突。1948年5月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犹太国家以色列宣告成立;10月,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巴勒斯坦国家建立。这是巴勒斯坦民族构建国家的首次尝试,但是,由于未得到大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加之民族主义力量内部的涣散,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并未真正实现。在随后开始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外约旦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后改名约旦哈希姆王国),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分治决议中划归巴勒斯坦的其他领土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赖以立国的领土不复存在。大批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流落到周边阿拉伯国家,成为难民。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间,大约7万名巴勒斯坦精英逃离,[8]
民族主义的传统领导力量受到毁灭性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入消沉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在阿拉伯国家受教育的巴勒斯坦人数目的增长及对流亡巴勒斯坦人边缘地位的不满使小资产阶级成为关键性的社会力量,激进的巴勒斯坦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兴起。1959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激进组织“法塔赫”[9]
的建立标志着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1964年5月,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巴勒斯坦全国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领导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但巴解组织在成立之初,受埃及的影响很大,缺乏独立性,因此没有多少作为。但是,它毕竟成为正式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和事实上的流亡政府。
4.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及其向政治斗争过渡时期(1965—1993年)
1965年元旦,法塔赫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是巴勒斯坦人自主抗击以色列的开始。1968年法塔赫取得卡拉迈大捷,从此发展为巴勒斯坦最有影响和实力的抵抗组织,1969年成功接管巴解组织。主张武装斗争的巴解组织由此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成熟。1967年“六五”战争后,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袭击以色列,由于影响约旦的内外安全,在1970年的“黑九月事件”中被镇压,1971年又被全部赶走,撤往黎巴嫩。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发展壮大改变了当地脆弱的政治平衡,成为黎连年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终在1982年被以色列彻底赶出黎巴嫩,撤往多个阿拉伯国家。在约旦和黎巴嫩“国中之国”地位和基地的相继丧失使巴解组织失去了同以色列直接较量的可能,实力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丧失了继续开展反以武装斗争的条件。1973年十月战争后阿以冲突转入政治解决阶段。1988年,巴解组织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首次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存在和1967年的以巴边界;巴解主张在上述决议及保障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基础上,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会。[10]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巴勒斯坦问题被列入谈判议程。
5.巴勒斯坦国家雏形:自治区建立时期
1993年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这标志着巴解组织通过谈判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出了一步。《原则宣言》及其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文件构成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模式,为巴勒斯坦分阶段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国打下基础。1994年巴以双方签署实施《原则宣言》的《加沙—杰里科协议》。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临时自治进程,巴解组织从流亡的民族运动转变成自己领土上的政府机构,巴勒斯坦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巴以从1996年开始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主要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加上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的多次变化,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年至2008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武装起义,和平进程事实上陷于停顿,直到今天仍未真正恢复。
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民族主义相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地位相当特殊,它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它卷入了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同一块领土的生死斗争。如前所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西亚的阿拉伯人实现统一,尤其是在大叙利亚地区。但是,英法的委任统治使阿拉伯统一的梦想成为泡影,西亚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委任统治地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包括巴勒斯坦。英国划定了巴勒斯坦的边界,确立了一种权力结构,建立了类似于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此框架内,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就此而言,巴勒斯坦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产生,并展开了自身的民族构建。有学者将这种晚于国家产生的民族定义为国家民族(state-nation),以区分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11]
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目标。然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两个民族争夺同一块土地,形成了异常惨烈的冲突,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建国,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根植于大众,能够有效地动员流散的群众,为实现建国目标而展开武装斗争。虽然未能正式建国,但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载体的巴解组织起到了流亡政府的作用,在动员巴勒斯坦民族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进行民族构建的同时,促进了国家的构建,这主要体现为巴解组织的发展。
第二,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领土和首都、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随着以色列的占领和外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处于埃及管制下的加沙地带成为巴勒斯坦仅余的领土。1967年“六五”战争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都被以色列占领。奥斯陆模式下的和平进程开始后,巴勒斯坦通过“以土地换和平”,收回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但至今仍未划定最终边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也悬而未决,而且以色列至今仍不断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伴随着领土的丧失,巴勒斯坦人在地域上被分割成以色列本国、被占领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三个区域的群体;在身份上,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约旦公民(以色列占领西岸后并未予以并吞,仍由约旦任命官员管理)或加沙巴勒斯坦人,流亡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或侨民,谋求建国的实际上是后两个群体。巴勒斯坦人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圣地”地位,19世纪结束以前就存在着巴勒斯坦认同的萌芽。[12]
对巴勒斯坦人造成巨大灾难的1948年战争也成为他们的共同经历和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即使失去了共同的家园,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也时刻提醒着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显示着其民族特性,巩固和强化着民族认同。[13]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仍保持了民族意识,1988年他们甚至拒不庆祝以色列“国庆”,而称其为“灾难”。[14]
即使流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仍然保持着地域上的集中性。在寄居国的种种政策限制下,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难民营成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
第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领导层经历了从传统精英家族向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转变。巴解组织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松散联盟,除法塔赫外,还包括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人民解放斗争先锋队、阿拉伯解放阵线、人阵、巴勒斯坦共产党等派别。在遵守《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前提下,各成员组织可以保留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主张,因此巴解内部的思想倾向既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有左翼思想。在宗教信仰上,法塔赫领袖多属逊尼派穆斯林,人阵领袖如乔治•哈巴什和民阵领袖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均为基督徒。
巴解组织下属各派别的领导层多为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军官、政府官员等。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取得巴勒斯坦人的领导权。1967年以色列占领后,传统贵族一度重返地方政坛,但在1976年的市政选举中,被巴解组织击败。[15]
当选者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思想的年轻人,2/3的人不超过50岁。[16]
80年代,被占领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贵族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丧失。首先,以色列大规模没收土地,严重削弱了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贵族权力。到1987年,以色列直接控制了西岸52%的土地和加沙地带42%的土地。[17]
其次,巴勒斯坦雇佣劳动力阶层壮大,农民阶层趋于消失。以色列就业市场自1968年开始向巴勒斯坦人开放,到80年代,被占领土40%的劳动力在以色列工作。[18]
大批农民因此变成依靠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力,不再依附传统贵族,这也为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最后,被占领土高等教育的发展造就了新的巴勒斯坦精英,对贵族政治产生了直接挑战。1972年以前,西岸和加沙地带没有大学,只有几个小规模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几乎只有贵族精英子弟才能通过留学获得大学文凭。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平民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巴勒斯坦大学约70%的生源来自难民营、农村、小城镇。[19]
高等教育造就了新一代的民族领导层,他们主导了被占领土的地方政治。部分年轻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新的认同,从宗教中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促进了被占领土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即是在1987年第一次武装起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
自阿克萨起义发生后,巴解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下降,哈马斯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执政半个世纪的法塔赫获得组阁权。哈马斯的崛起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全新的成员,即激进的伊斯兰力量。哈马斯奉行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思想完全不同于巴解组织,虽然明确宣布尊重后者,但不赞成它的世俗主义主张;[20]
而是宣称“《古兰经》是宪法”,[21]
要“重建穆斯林国家”;提出消灭以色列国家,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的瓦克夫”,任何人都不能放弃或分裂之;[22]《反对和谈,认为“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办法,所有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行动、建议和国际会议都是浪费时间”。[23]
哈马斯打破了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垄断,使后者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涉及未来巴勒斯坦的领土范围、国家性质,也涉及权力分配,从而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形成代表了伊斯兰主义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和另一种国家模式的出现,后者完全否定民族国家的西方模式,至少在理论上。
第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解组织在各种文件中多次宣称,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消除了所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痕迹”,[24]
“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将过着平等、友爱、公正与和平生活”。[25]《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宣称,解放巴勒斯坦后将“保护这个国家所有宗教寺院,保证人人享有礼拜与参观访问的自由,而不会因人种、肤色、语言或宗教的不同而受到歧视。”
[26] 巴解组织各政治派别的思想和观点也是世俗的。[27]
人阵和民阵是巴解组织内地位仅次于法塔赫的更为激进的派别,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闪电和阿解阵等组织也都强调要同时开展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正因为各政治派别的世俗性,其领导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多元的,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但法塔赫也赋予民族斗争以一定的宗教内涵。事实上,“法塔赫”一词即有“穆斯林通过圣战的征服”的含义。[28]
第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坚持武装斗争。巴解组织成立之初,坚持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出路。据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布•伊亚德透露,巴勒斯坦游击队平均每月出击以色列的次数为:1967年12次,1968年52次,1970年前8个月为279次。[29]
然而,由于巴勒斯坦领土或并入约旦或为埃及控制,后来又全部被以色列占领,而埃及和叙利亚不允许游击队从本国袭击以色列,巴解组织不得不在约旦和黎巴嫩建立行动基地。同时,各游击队的武装斗争缺乏统一的决策与指挥,巴解组织只是各派别的松散联合体,没有建立与武装斗争任务相匹配的组织机构。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因此受到很大限制。1968年至1970年是游击队武装斗争最成功的时期,但就战斗强度和军事效果来说仍然有限。[30]
尽管如此,武装斗争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国家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寄居国的抑制政策,弱化和模糊了流亡到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而武装斗争重新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1968年卡拉迈大捷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从难民、寄居国的二等公民演变为从事反以斗争的战士和革命者,这增强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荣誉感。武装斗争强调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自治愿望,证明了巴勒斯坦人追求独立的决心,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法塔赫尤其重视武装斗争与民族认同的直接关系,在宣传工作中给予大力强调。[31]
参与武装斗争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法塔赫领导人因此在1969年成功接管了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民族构建的进程推动了国家构建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武装斗争为巴勒斯坦国家构建提供了主题和实践,并通过政治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军事化、提供政治合法性等为巴勒斯坦国家奠定了基础。[32]
这主要体现在巴解组织的性质和作用方面。阿拉法特曾于1974年11月13日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正是通过我们人民的武装革命,我们的政治领导成员和民族组织机构才最终得以具体化,包括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组织和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实现”。[33]
第六,巴解组织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正式代表的巴解组织本身相当于一个流亡政府,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委员会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是具有议会性质的立法机关,巴解执委会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机关。这些机构的职能在巴解组织1988年10月公布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中得到进一步明确。[34]
巴解组织还对侨居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征税。但在建立早期,巴解组织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传统精英,[35]
不能有效动员民众,没有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虽然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但影响力有限。法塔赫接管后,确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吸纳众多群众组织加入,使巴解组织能够动员和组织巴勒斯坦民众,成为民众参与民族政治的渠道。
在巴解组织的庇护下,游击队组织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都获得了自治权利,巴勒斯坦的基层组织和准政府机构得到发展,这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组织基础。巴解组织的地位逐渐为国际社会接受:197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6年成为阿盟正式成员,确立了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合法地位。1974年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并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大会议和工作,确立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合法代表性。外交承认为巴解组织提供了更大的地区和国际舞台。根据奥斯陆协议,1995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告成立。1996年巴自治区选举阿拉法特为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同时88名成员组成了巴立法委员会。而民族权力机构的控制区域包括巴以共管地区在内,已占全部被占领土的40%,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雏形已经形成。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授予巴勒斯坦以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建国目标的进一步支持。
第七,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以色列的长期军事占领及其采取的掠夺性的经济政策,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结构失衡,被占领土农业萎缩,工业落后,成为以色列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来源,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以色列。同以色列经济的紧密联系和事实上的一体化,成为巴勒斯坦经济的主要特点。现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曾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同以色列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几乎可以说完全从属于以色列经济”。[36]
这使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实际上等于是前者的殖民地。自治后,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色列仍然控制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有边界和关税征收,掌握着主要的资源、能源及劳动力和商品的流动,加之原有基础薄弱,巴勒斯坦经济仍无法摆脱对以色列的依附。以色列转交的代征税款是巴自治当局的主要财政收入,如果不算国际援助,占财政总收入的60%还多。能否按时接收到这些税款不仅决定着巴自治当局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还直接关系到自治当局本身的存在。[37]
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实际上掌握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命运。
第八,巴解组织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到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后,巴解组织没有可以建立基地的领土,其主体和领导机构都依靠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栖身之所,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弱小的地位使其不得不依赖其他阿拉伯国家。而犹太人对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巴勒斯坦的占领,也使阿拉伯国家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从而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但各阿拉伯国家根据本国利益制定的政策影响和制约了巴解组织。巴解游击队对以色列的进攻往往招致报复性军事打击,威胁到所在国的安全,因此军事行动受到与以色列接壤的各阿拉伯国家的限制。对巴解组织最早、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埃及。1964年5月,纳赛尔通过阿盟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巴解组织,从而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运动。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有充分了解,不希望轻启战端,使地区失去战略平衡。约旦原属巴勒斯坦,后来更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对巴解组织的影响尤其大。在约旦河西岸的主权问题和当地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问题上,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约旦授予西岸巴勒斯坦人公民权,使巴勒斯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60%。巴解组织在当地的发展壮大威胁到了约旦的国家主权和内政稳定,最终遭到镇压,不仅力量受到削弱,其武装斗争也完全依赖在黎巴嫩的基地。由于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叙利亚对巴解组织的影响。伊拉克和其他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对巴解组织也拥有重要影响,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慷慨援助是巴解组织的重要财政来源。叙利亚和伊拉克对闪电和阿解阵的分别支持是巴解组织内部分歧的原因之一。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中占有崇高的圣地地位,不仅是阿拉伯世界,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关注和影响着巴解组织对耶路撒冷的政策。围绕着作为约旦河西岸一部分的耶路撒冷的权益,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存在着冲突。
冷战时期,美国、苏联两国对巴解组织的影响最大。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战争中的惨败使英、法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中东的势力急剧下降。苏联由于在战争期间“有力而果断的干涉”,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巨大声望,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而美国的直接反应就是1956年12月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它公开宣称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是“国际共产主义”。中东从此进入了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的时代。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者自居,尤其是在与埃及关系破裂后,加强了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从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双方经历了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分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支持以色列,对以色列取得阿以冲突历次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只是在1977年卡特出任总统后,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才发生明显变化,积极促使巴以和谈。在冷战结束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也起着主导作用,只有美国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从而使阿以和谈产生结果。但是美国一贯执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使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在和谈中处于不利地位。2000年以来,美国全力投入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巴以冲突的参与及对以色列的压力,这成为巴以冲突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范围内逐步形成,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土地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领土被占领,民众被迫流亡,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由于无法胜任反抗委任统治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双重任务,传统精英对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逐渐被新兴的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取代。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将世俗国家和政治主权的思想与大众政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巩固和加强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的国家构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巴解组织就是巴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和美国偏向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中东民族主义潮流中一种相当特殊的类型,其罕有经历不但反映了本地区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而且反映了当代大国政治的复杂性。
注 释: [1] 参见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aruch Kimmerling& Joel S.Migdal,
Palestinian: The Making of A People, The Free Press, 1993; Muhammad
Y.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Amos,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Pergamon Press, 1980;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aul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Barry Rubin, Revolution Until Victory?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the
PL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mal Jamal,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Politics of Contention, 1967-200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Y.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Arab National Movement,1918-1929, London: Frank Cass,
1974; Y.Porath,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From Riots to
Rebellion, 1929-1939,Frank Cass, 1977; Ann MoselyLesch, Arab
Politics in Palestine, 1917-1939: The Frustration of a Nationalist
Move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els Johnson, 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Palestinian Nationalism,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2。 [2]
参见赵克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历程》,《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刘中民:《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转型》,《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杨辉:《试论巴勒斯坦民族构建问题——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磨合与分歧》,《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
[3]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参见黄民兴:《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西亚非洲》2001年第3期。
[4]
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它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地。
[5] Muhammad Y. Muslih,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p.218. [6]
参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09—210页。
[7]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建、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8]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10页。 [9]
阿拉伯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逆序首字母读音,法塔赫的军事组织即“暴风”突击队。
[10] Yehuda Lukacs e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A
Documentary Rec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19. [11]
MostafaRejai and Cynthia H.Enloe,“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140. [12]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the Crusades to the Present, pp.42-79. [13]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7. [14] IlanPappe,“The Bridging
Narrative Concept”,in Robert I.Rotberg,ed.,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History’s Double Helix,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7. [15]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31页。
[16] Glenn E. Robins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 [17]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07. [18]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07. [19] Glenn E.Robinson,Building a Palestinian State: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p.16.
[20]《哈马斯宪章》第27条。该宪章收录于耶路撒冷媒体新闻中心网站:http://www.jmcc.org。
[21]《哈马斯宪章》第8条。 [22] 哈马斯宪章》第11条。
[23]《哈马斯宪章》第13条。
[24]《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政治声明》,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0页。
[25]
1969年7月12日阿拉法特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66—68页。
[26]《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第16条。载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27] 关于巴解组织各派的思想,参见ShaulMishal, The PLO under Arafat:
between Gun and Olive Branch。 [28] Mordechai Nisan, Toward a New
Israel: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Arab Question,AMS
Press,1991,pp.96-97. [29]
阿布•伊亚德:《不回故乡,毋宁死亡》,阎瑞松译,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印,1983年版,第87—88页。
[30]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7. [31]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195-196. [32]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665. [33]
讲话全文节录收入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342—348页。
[34]《巴解组织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载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127—130页。
[35] Yezid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pp.98-99. [36]
马哈茂德•阿巴斯:《奥斯陆之路——巴以和谈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37]
参见姚惠娜编著:《巴勒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55页。

2014年1月4—5日,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联合澳门大学历史系在澳门大学共同举办了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东南亚、中国与传统外交之演变”。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从研究的视野、材料的使用、分析与叙述的关系,都体现出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客观事实,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走上正轨的基本态势。
随着东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整体提高,传统的东西方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了迎接这个空前伟大的变革时代,发挥大变革时代学者的主体作用,近年来中国国内正在掀起“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热潮。自2002年以来,以外交学院为主体、以澳门大学等国内院校为学术联合体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召开了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专题研讨会,就“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时空范围、发展规划与布局等展开了深入而有成效的讨论,吸引了来自中国两岸四地、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印度、葡萄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学者的广泛参与。本着学术关注现实、推进学科建设的理念,先后出版了多卷本《东方外交史丛书》。可以说,这些著作是近年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与研究现状的集中展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就近年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发展趋势作一简要的疏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年份

白人

非洲人

白人的比例

1926

50800

44900

53.2

1933

49300

28000

63.8

1938

66100

54900

54.6

图片 1

Source:howardbrotz,the politics of South Africa:democracy and racial
diversity (London Oxfrd University,1977),p78. [26]
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实行“文明劳工”政策以后,国营企业雇用更多白人工人的趋势日渐明显。从上面的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与1926年相比,1933年南非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南非国营的铁路和港口中雇用的白人与非洲人人数均有所下降,但白人在总雇佣人数中的比例却从1926年53.2%上升到63.8%,增幅比例高达10.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人的雇佣比例则大幅下降,非洲人的雇佣比例从47%下降为22%。另外,1924年至1933年间南非政府部门直接解雇8000名非洲人工人由白人取而代之。[27]
可以说,这一时期白人雇佣比例的增长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基础之上,白人政府通过缩减雇佣非洲人,既以牺牲非洲人的利益为南非白人工人谋取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国营企业充分体现了这点,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性。
同时,在白人政府推动下,制造业和国营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为白人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成为解决白人就业的主渠道。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南非制造业雇用的总劳动力中白人工人所占比例接近40%,而同期矿业中白人的雇佣比例仅为10%。[28]
仅1933—1939年,白人在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增加68%。[29]
由政府直接投资的国营企业成为解决白人就业的重要渠道,以南非铁路部门为例,1910年铁路部门发展成为南非最大的国营企业,到1935年劳动密集型的南非铁路部门雇员中50%以上为白人男子,超过黄金业和制造业所雇用的白人工人比例。[30]
到20世纪40年代,白人失业问题得到解决,白人政府的干预确立了白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整体优势地位。
南非经济继续发展
为解决白人失业问题,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严格推行工种保留制度,阻止资本家以廉价非洲人取代工资高昂的白人,那么,这种干预是否影响到南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南非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又是如何解决劳动力成本问题?
在实行工种保留制度的矿业中,白人与非洲人工资差别十分悬殊,其比例分别为1921年15∶1,1931年11.3∶1,[31]
1941年12.1∶1,[32]
面对白人的高工资,南非矿业如何降低劳动力成本?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矿业中非洲人与白人的雇佣比例基本保持在9∶1至8∶1之间,[33]
也就是说,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劳动密集型的矿业部门在雇佣了人数非常有限的高工资白人的同时,雇用大量的廉价非洲人降低了总劳动力成本。1931年英国和美国货币的相继贬值进一步刺激了包括南非在内的全世界的黄金开采,1932年南非黄金产量比1922年增长50%,黄金产值由1932年4700万英镑跃增到1941年的1.21亿英镑,产值占整个南非国民总收入的20%左右。[34]
南非制造业发展是解决白人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优先解决高工资白人就业的同时,制造业同样雇用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来降低劳动力总成本。1932年到1939年间制造业雇用的白人人数增加77%,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制造业中雇用的廉价非洲人人数增加106%,[35]
制造业中雇用的非洲人超过白人,非洲人与白人的雇佣比例从1932年的1.9∶1增加到1939年的2.2∶1。[36]
不仅如此,制造业中还雇用了许多工资低于白人男子的白人妇女。劳动力总成本的降低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保证了南非制造业的正常发展,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利用南非生产军火、车辆和配给物,以及南非进口商品在海外被切断导致本地需求大大增加,南非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业产值从1938/1939年的2亿英镑增长到1948/1949年的4亿英镑。[37]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位于农业、矿业、商业之后,到30年代上升为第2位,1943年制造业超过了矿业,[38]成为南非第一大经济部门。
解决穷白人就业是国营部门必须履行的一个主要职责。1933年7月南非钢铁公司总裁范•德•比尔(Van
der
Bji)在一次谈话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点:“白人与土著劳动力之间的雇佣比率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39]
1932年范•德•比尔宣布钢铁公司计划全部雇用白人工人。但事实上,1934年在南非钢铁公司下属的威瑞尼根(vereeniging)
分厂中白人工人占总劳动力的55%,而在伍斯科和斯特沃茨两个分厂中,白人工人所占的比例仅为28%和23%。[40]
为什么南非钢铁公司改变了最初只雇用白人的政策呢?与可以获得较为低廉资本成本的欧洲公司相比,南非国营公司不得不承受较高的资本开支,钢铁公司的资本成本比欧洲生产者每吨高出1英镑。[41]
1935年南非国营部门中白人工人与非洲人工人的工资比例为5.7∶1。[42]
在资本成本固定的情况下,南非钢铁公司降低总成本的渠道只能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必须大量雇用白人工人的情况下,1931年5月,南非劳工部长克瑞斯威尔为南非钢铁公司提供22,000英镑[43]
补助金来补贴其雇用白人工人的成本。1944年南非钢铁公司与南非钢铁贸易联盟(the
South African Iron and Steel Trades
Association)达成新的劳工协议,在同意雇用更多白人从事半技术和非技术工种岗位的同时,这些白人工人要经过较长的培训期才能正式上岗,而且在培训期间这些白人工人的工资要低于正常白人工人的工资。南非钢铁公司中白人工人的雇佣比例随之从1940年38%增加到1944年49%,其中仅有13%的白人工人从事技术工种。[44]
从南非钢铁公司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在优先解决白人就业的同时,国营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下去,必须降低劳动力成本,即使以削减部分白人工人的工资为代价。同样,根据《矿业和工厂法》,供电委员会把技术工种保留给工资较高的白人工人的同时,为降低劳动力总成本供电委员会也雇用了更多的廉价非洲人工人,非洲人工人占供电委员会劳动力近70%。[45]
20世纪30年代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推动了国营公司发展,其中南非供电委员会生产的电量从1930年1,192,40万度增加到1939年6,574,30万度,增长5.5倍。[46]
南非钢铁公司的利润也从1936年435,665英镑增加到1938年1,236,122英镑,增幅高达84%。[47]
由此可见,为解决白人失业问题,南非各个产业部门在执行工种保留制度,把少数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保留给高工资白人的同时,遵循了成本最小化原则,即通过雇用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劳动力总成本。南非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主要由非洲人流动劳工组成,流动劳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白人政府干预的结果。19世纪末南非劳动密集型矿业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在矿业主和农场主的强烈要求下,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供给,通过剥夺非洲人土地在经济上摧毁非洲人独立性的同时向非洲人征税,迫使非洲人离开保留地,成为流动劳工。为压低非洲人工人的工资,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上台以后,颁布《工业调停法》,不承认非洲工人的“雇员”资格,禁止非洲人组织工会或举行罢工。1925年南非颁布《工资法》允许劳工部长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经济状况,为各个工种规定最低工资。1937年颁布的《工资法》修正案规定非洲人最高工资不得超过白人最低工资。白人政府通过干预劳动力市场供给,确保各产业部门获得了大量廉价非洲人劳动力。矿业通过大量雇用廉价非洲人流动劳工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和国营企业在确保优先解决白人就业的特殊情况下,为降低成本,不仅大量雇用了廉价非洲劳动力,而且还不得不压低了部分白人的工资。由于南非经济发展遵循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成本最小化,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仍得以持续发展。
五、结论
各国政府为了使社会经济趋于稳定,都力求降低失业率,维持充分就业在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中居于显著地位。但是,在南非特殊的种族主义背景下,白人政府在解决白人失业问题时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征,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化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以牺牲非洲人利益为前提,解决了白人的失业问题,确立了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即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来生产。在南非,为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供给,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保证各个产业部门正常发展,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南非经济获得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在白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下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殊性的同时,南非经济的正常发展必须以遵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则为前提。
注 释: [1] Jens Meierhenrich,The Legacies of Law: Long-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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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8. [20]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 p.53. [21] Jones Staurt, The South Af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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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周昌等:《南非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23] D.Hobart Houghto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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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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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p.103. [37] C. H.Feinstein, An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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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uth Africa, p.102. [39] Nancy L.Clark, 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 p.97. [40]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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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p.96. [42] C.H. Feinstei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 Africa:Conquest,Discrimination,and Development,
p.134. [43] Nancy L.Clark, Manufacturing Apartheicl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c,p.97. [44]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 p.91. [45]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p.67. [46]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 p.102. [47]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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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近年来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基本形成以中国学者为主体、以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的崭新趋势,逐步构建出一个相对严谨完整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体系。这“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学者的锐意创新精神”。[1]
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功能性非常明确,在酝酿创新后将进入全面的总结阶段。这种情况只有在长期学术积累与大环境成熟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同时也对集中有限的学术力量进行学术突破和培养学术后备力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初步形成线索分明、体系完备和条理比较清晰的东方史研究新框架。从2006年10月召开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开始,会议遵循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学术研究必须关注现实的需要,从民族的复兴中寻找学术发展出路的理念。2011年5月召开的“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明确提出:“我们力求‘辨同异,合东西’,凝聚与积淀当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所需要的精神力量。”[2]
这正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础所在。
近代以来,西方强国一直占据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西方的外交行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影响着国际外交舞台与话语权。在外交史研究领域,西方的研究往往把东方外交史看作是西方影响下的历史,西方文明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忽视东方国家的自主性与首创精神,不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更无法为东方国家指出历史发展的路径。”[3]
当前全球化进程在加快,区域集团化强大力量在崛起,编写一部体系完备、气魄宏大的东方外交史已成为当务之急。“东方区域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整体世界,关注的是区域内跨民族、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等等,孤立的国别史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了。”[4]
近年来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者们将近代西方冲击下的中国、日本、印度及伊斯兰国家反映异同的比较,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外交起源和演变的比较,西方外交体制、惯例及其对东方各国影响的比较等等,都纳入研究视野。[5]
东方外交史的研究价值决不仅仅于此,也同样映现出时代需要和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二、关于“华夷秩序”或“朝贡贸易”的讨论
“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无疑是东方外交史中的重要问题,不断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这次研讨会收到有关“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的论文较多,约占全部论文的1/3,显示出学者们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思维的活跃。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兴起以及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日趋重视,对东方历史上朝贡贸易的热情关注也在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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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楚雄教授发言

澳门大学历史系魏楚雄教授与印度学者谭中教授合著的《东方与西方:喜玛拉雅领域和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提出了一个喜玛拉雅文化体系的概念,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文章认为,以喜玛拉雅区域为中心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文化体系,可能是中国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源头之一,并提出以诸如“太阳鸟”、“china”、“龙”崇拜、盘古开天地、昆仑、西王母等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论据来加以证明。文章还针对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如“王”与西方“king”的区别、“天下观”、“天下大同”、“汉族”或“汉人”的形成与涵义、中式“民族主义”的特点等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会学者就喜玛拉雅区域是否具有形成一个文化体系的地理历史条件?它们是如何构建的?各文化体间是如何沟通的?仅凭概念模糊的人类学或社会学案例是否足以立论?原始族群普遍存在的太阳崇拜在这里是否有独特意义?对于“china”
过于繁琐的音训考证会不会使历史真相走形?以及“昆仑”的地理考证,“西王母”的诞生地,“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等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陈奉林教授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以经济力来解释东方历史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视角来解释历史更为有力的观点,认为加强东方历史的宏观研究,有益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与历史全貌,从长远的视角观察社会的变迁。我们对古代东西方海洋交通和贸易的研究已经进行多年了,笔者也曾有过著述,比如在20年前发表的《西汉时期南海中西航线之我见》。[6]
但将其放在西太平洋这个大框架下来进行系统研究,却为数不多。与会学者认为,如果这项研究能够展开,那将是一个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既可以从贸易线路的建立、演变来研究,也可以从贸易的内容、形式、规模来研究,还可以从交易群体的构成、变化来研究,甚至可以从交通贸易工具演进变化来研究。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魏志江教授的《论广州与环南中国海之人文网络》论述了自秦汉起,以广州为中心在环南中国海形成的人文网络对相关地区与中国关系发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人们仍然感到它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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