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绣张泉父子之死看曹丕夺嫡之争的政治手段,探寻三顾茅庐背后的历史隐语

序:后来在购买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的时候,反复独到戴铎上书雍亲王以及夺嫡过程中,皇次子、太子胤礽被废以及皇长子请杀允礽。

一部《三国演义》,似乎总是绕不开三。一开篇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接着就有了三英战吕布,三让徐州,土山约三事,三顾茅庐,定三分隆中决策,荆州城公子三求计,三气周瑜,最后一直到三分归一。本文要说的是三顾茅庐。

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忠成都,平尚书事。大司马琬以病,让州职于费祎、董允。于是祎加领益州刺史。允守尚书令。

胤禔利令智昏,竟奏请杀掉胤礽,说:“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康熙帝听了,非常惊异,意识到胤禔与胤禩结党谋储位,竟欲杀害胤礽,若是得逞,后果严重。康熙帝一再批评胤禔,指出其杀弟之念: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这就如同雷击一样。把我对于逼死张绣以及曹丕的态度上有根本性的影响。直到看到《臧霸何功》以及《三国志。臧霸传》以及田余庆先生的《汉魏之际的青徐豪强问题》才开始觉得曹丕是个好皇帝。所以有鉴于此,我才对于曹丕做出重新的评价。既然臧霸的问题前人又涉及,那么我就只有从张绣这个视角和魏讽谋反案中得到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来重新描绘。在这里,我十分感谢袁剑先生和冯尔康先生以及那个写“三国十大悬案”文章的网友以及田余庆先生的《汉魏之际的青徐豪强问题》和张绣百科词条附文的《张绣之死》。我读历史很少,所以难免在兼顾一些问题上有所差异,但是具体的主要思想已经能表达,且援引资料的正确,我想写这篇文章就已经足够了。如果有人能指出问题,那更加感谢。只有书籍的思考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思考和判断的来源,如何理解别人的思想才是根本的要素。这才是我日后拿出五年的时间着手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一个主要原因。更期待这种文章能有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更加感谢。是以为记。

在这所有的三字故事里,三顾茅庐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全书来讲,三顾茅庐是转折点,是乱世群雄逐鹿趋向三国鼎立的路向标。按照以往的主流认识,三顾茅庐这一历史事件,主要在刘备与诸葛亮个人之间展现其历史语意,无论是刘备的思贤若渴,还是诸葛亮的得遇明主,都不出传统的圣君贤相的理想范畴。但如果回到建安十二年,跳出《三国演义》的语境,再看诸葛亮的出山,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整个荆襄士人集团的长期暗潮涌动,和同一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而这暗潮的起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董允七年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祎副贰。

张绣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军阀。先是跟从自己的叔叔张济一同效力董卓,在董卓死后,自己的叔叔引兵东归之际战死,于是在196年屯兵于宛城。由于缺乏自己独有的政治理想。公元197年,曹操南下之际,投降了曹操。后来因为曹操自身的原因:勾引其嫂嫂,拉拢其大将并伺机消灭张绣。出于恐惧,张绣先发制人,偷袭曹操。宛城一役,杀死其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为掩护其主公撤退战死。

党锢之祸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蒋琬因为身体不好,同时自己认识到自己能力不够,无法像诸葛亮那样一身胜任数种要职,于是,他不在意什么个人荣辱权贵,一再向外让权。这一点实在难得!【督农杨敏常毁琬:“作事愦愦。诚非前人也。”琬曰:“吾信不如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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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东汉,可以说是外戚、宦官交相掌权,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这个博弈得以展开的基本平台就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宫廷政治。在这个皇权视野下,外戚也好,宦官也好,本来都只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但是,人毕竟不是棋子,哪怕是作为残缺人而存在的宦官,也还是人。所以当这些有生命的“棋子”开始逆向夺权的时候,皇帝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棋子。于是,东汉的政权主导力量,遂在皇帝、外戚与宦官三者之间不断游走,而无论是哪一派,都不喜欢那些以儒家伦常为操守的士人集团。因为儒家强调君轻民贵,主张做臣子的要敢于坚持原则,甚至不惜直接对抗皇权,不仅可以“谏”,而且可以“怨”。故而早在西汉时期,汉宣帝就已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东汉将亡之际,何太后还没忘记宦官统领禁省是“汉家故事”,并表示不愿“与士人对共事”。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的真心话大流露。

董允传记载: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允固辞不受。

此战而言,对于尚未成为主要霸主的曹操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虽然在政治上曹操占据了优势,但是军事上的失利尤其为董承等内部的拥汉派提供了口实。曹操不得已,在失利之后不得不选择撤军。事实上,曹操这一种方式有很多借鉴的历史可以参考。在赤壁之战之后的瘟疫流行的自行撤退(在赤壁之战中,我采纳了曹操自行退军而不是周瑜黄盖的东风计的解说),汉中争夺战失利之后的撤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本身的政治出身和强大惯性的拥汉派存在的缘故。曹操的军事成功与否是制约、平衡集团内部重要甚至是除了经济手段以外的第三政策(其二是扶植提拔以战功为主要对象的中小地主阶级以巩固其政治和阶级地位)。所以,一旦面临失败,曹操必然会退军,自然就会不久在内部进行一场对于拥汉派的一次清洗的根源。所以曹操的撤退是必然,同时吕布的发展引起了曹操的顾虑,所以暂时放弃了军事复仇。在平定了吕布陈宫叛乱之后的这一背景下,张绣听从贾诩的话语又一次投靠了曹操。可是奇怪的是,曹操为什么没有杀掉他呢?这是因为,张绣这个时候的个人生命安全的保全对于曹操和其他的政治派别来说,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具体的血肉人而已。而已经成为曹操对外的一种政治宣传和榜样。这一点,在汉光武帝攻打洛阳的时候饶了杀死自己哥哥的敌人是一样的道理。利用这种政治符号对外进行一种自我政治意图的重要宣传。这才是张绣活下来的原因之一,而根本的是,张绣的生存状况的好坏居然是取决于袁绍的实力发展,因为敌人的强大,曹操不得已在政治上饶过张绣以张绣作为自己政治道德的一种宣传存在。张绣自然明白这个道理:《魏略》言:曹丕因曹昂战死之事对张绣不满,说:“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张绣心不自安,自杀。这种不安正表明了张绣对于自己地位的心知肚明。在面对曹丕的咄咄逼人之际,不得已为保全自己家人而自杀已保全家族和完成其曹丕的夺嫡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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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琬自任益州刺史,不久就打算把尚书令和刺史之位让给董允、费祎;而董允也不贪权,自己能胜任才作,胜任不了,就不作。他觉得自己作侍中已经很紧张、很没有余暇了,坚决不愿作尚书令或益州刺史。只是后来费祎当上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才作为费祎的副贰,共参尚书令职务了。

上文提到,张绣的存在对外是曹操宣扬其政治道德的一种活教材。自然在面对大敌袁绍的时候就有相当的引诱和道德美化的过程,所以,曹操强行忍住杀子之痛和猛将战死。但是,200年的官渡之战,一直到207年彻底平定北方之后,曹操才从军事威胁上彻底消除袁绍在河北山西以及漠北的影响。这也正是曹操要建都于邺的重要原因。这点我其实不怎么明白,但是后来在田余庆先生的《微探》中的曹操与袁绍一文中得到答案。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以及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庞大惯性使得即便是采取了其军事胜利之际,也同时需要在思想上战胜敌人。作为寒门法家代表的首脑,曹操果断将东汉的政治核心一分为三,一于沛国谯,一于许昌,一于邺。以其通过对于这种分割加强对于各地的控制和影响力。。因此,正有赖于袁绍如此实力,张绣才苟延残喘了延续自己八年的生命。

所以三派之间虽然互有斗争,互有勾结,但核心理念则在于都不希望让国政大权旁落到士人手中。只是偶然有个别外戚会因为具体的政治需要而借重一下士人的力量,如王莽的篡汉和窦武的对抗宦官。但不幸的是后者对抗失败,反被宦官所杀,相应的,那些反抗宦官乱政的士人,无论是否与窦武有牵连,都遭到了惨烈无比的杀戮与株连。首都的太学生们首当其冲,遭遇到残酷迫害。面对这一冷酷的政治现实,士人集团开始逐渐淡出中央政治舞台,转而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家族式势力范围,并通过地方文教事业,逐渐又产生出新的后继力量。而荆襄地区的士族力量又尤其强大。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能根据个人能力,以国家利益为先,选择进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墨子曾讽刺说,让一个人去杀狗,他知道说自己能力不够,无办法胜任;而让他去作宰相,他却不知道因能力不够推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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